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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经历五十年 德国汇率改革的经验
二战后初期,德国经济陷于瘫痪,商品奇缺物价飞涨,黑市交易猖獗,德国人的生活基本依靠配给。希特勒时期流通的“帝国马克”一度成为废纸,持续的高通货膨胀使人们逐渐丧失了对新政府的支持。为了重拾民众对于德国经济复苏的信心,盟军在德国占领区施行了一系列货币政策改革,逐步建立了新的货币制度,为战后德国经济快速发展奠定了基础。1948年成立的德意志州联合银行,采取稳健的货币政策,注重维护国内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在此后的50多年中,虽然马克也经历了较大幅度的升值,但除在1970年代石油危机爆发时通胀率曾达到7%外,其他年份大都控制在4%以内,一直低于其他发达国家,物价稳定反过来更好地维护了马克的稳定。
1999年,德国庆祝马克发行50周年。前联邦央行行长汉斯·提特迈尔曾这样评价德国马克的历史功绩:“稳定的德国马克成为了稳定德国民主社会的一个重要支柱。因为马克促进了公民社会中重要因素的形成。没有稳定的货币,独立的行动能力以及自行承担责任的精神将很难得到发挥。”
马克升值的背景
1948年6月19日,美、英、法三国军事占领当局宣布,在其占领区实行币制改革,规定从6月20日起发行新货币“德意志马克”,至此“德国马克”作为原西德的流通货币直至1990年的两德统一。
1944年7月,44个国家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的布雷顿森林举行的联合国与联盟国家国际货币金融会议上通过了“布雷顿森林协定”,这份布雷顿森林协议主要确立了两个决议:一、美元与黄金直接挂钩;二、其他会员国货币与美元挂钩,即同美元保持固定汇率关系。从此,以美元为中心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了,它标志着从此美元成为了国际清算的支付手段和各国的主要储备货币,美元成了黄金的“等价物”。
二战后美国通过“马歇尔计划”,以赠与、信贷、购买外国商品和劳务等形式向欧洲散发了大量的美元,这在当时很大程度上控制住了各国金融混乱动荡的局面,并扩大了各国的购买力,有力地促进了国际间贸易的发展。在马歇尔计划的带动下,德国经济得到复苏和发展,从1951年起,西德国际收支盈余达到8亿马克。从1950年到1957年,德国出口翻了两番。1959年末,德国超过英国成为美国之后的世界第二大出口国,从1957年开始,与贸易无关的资本流入额不断增加。西德贸易呈现持续顺差的局面。由于马克货币定值偏低,使德国的出口产品竞争力不断提高,对其贸易伙伴造成问题,马克升值的呼声日益强大。西德虽然担心马克升值会对出口造成不良影响,但仍然采取了变更平价的方针。
1959年1月1日,德意志银行决定马克实行自由兑换,以恢复国际收支平衡和减轻通货膨胀造成的压力。1961年3月4日马克升值4.76%,含金量提高到0.222168克,对美元官方汇率为1美元等于4.00马克。在马克的升值影响下,1962年的贸易顺差比前一年减少了40%。与1950-1960年的10年(1958年除外)相比,出口仅增长3.5%,进口却增长了11.6%。物价上涨没有完全遏制,但没有货币升值,物价涨幅会更大。到了20世纪60年代后半期,西德的贸易收支顺差再次显示出扩大的倾向,国际市场对马克即将再次升值的期待增强。1967年德国政府拒绝再次实行货币升值,但1968年5-6月、1969年5月和1969年8月三次投机造成的危机却使政府下决心将货币贬值。随后法国法郎的贬值掀起了新一轮的投机高潮,为了支持美元,德意志联邦银行在两周内买进了10亿美元。
1969年9月29日,德意志银行不再干预市场以维持4马克兑换1美元的官方汇率,马克汇率自由浮动;1969年10月24日,马克升值成为现实,升幅为9.29%。69亿美元离开了德国。当时银根突然收紧,然而贸易局势并未扭转,这次升值使德国的贸易伙伴受益。
以美元和黄金为基础的布雷顿森林体系有两个基本前提:一是美国国际收支能保持平衡;二是美国拥有绝对的黄金储备优势。但自1950年代以后,由于欧洲经济的复兴,美国的经济实力相对减弱了,特别是1960年代欧洲经济快速增长以后,美国的国际收支逆差逐步增加,黄金储备量也日趋减少。1949年,美国的黄金储备为246亿美元,占当时整个资本主义世界黄金储备总额的73.4%,而到了1971年,美国的黄金储备只剩下102亿美元,而短期外债为520亿美元,黄金储备仅相当于积欠外债的五分之一。由于美元国际信用严重下降,各国争先向美国挤兑黄金。为应对此局面,美国于1971年8月宣布实行“新经济政策”,停止各国政府用美元向美国兑换黄金。1971年,在华盛顿协议签订后,德国马克升值约5%。从1973年起,投机活动重新出现。尽管美元于1973年2月贬值10%,但仍未重新获得信任。仅在1973年3月3日这一天,德意志联邦银行就不得不买进20多亿美元。1973年3月12日,德国马克相对特别提款权升值3%。1973年6月29日,德国马克不得不再次对特别提款权升值5.5%。由于此后马克的汇价持续看涨,到了史密森氏会议时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所以在这次货币汇价调整时,马克升值了14.3%。
1976年德国政府也曾一度考虑让马克贬值,以保持其市场竞争力。然而面临总理大选的赫尔穆特·施密特为争取连任而放弃了这项举动。因为德国马克的贬值会影响选民手中货币的购买力,马克的贬值也会触怒德国的相关贸易伙伴。
此外在货币金融市场上,一国货币的贬值也会带来投机活动的增多。
优化产业结构的动力
在战后相当长的一段世界内,与英美等国相比,德国的工业,尤其是重工业,是其支柱产业。这一方面取决于德国传统工业的优势,另一方面则依赖于当时欧洲整体的经济状况。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德国财政面临严重的负担,一来工农业生产在战争中受到了毁灭性打击,二来被战争严重破坏的城市设施、交通运输等也急需重建,此外还有巨额战争赔偿的负担。人民的日常生活得不到保障,食品短缺成为了最为紧迫的问题。1946-47年的人均热量摄入仅为每天1800千卡,这个数值完全不能支持人体的长期健康。在这个背景下,美国从1947年7月起启动了旨在帮助其欧洲盟国恢复因大战而濒临崩溃的经济体系的“马歇尔计划”,并整整持续了4个财政年度之久。在这段时期内,西欧各国通过参加经济合作发展组织(OECD)总共接受了美国包括金融、技术、设备等各种形式的援助合计130亿美元。跟其他国家不同,对德国的援助并不是赠与的,而是以贷款的形式发放的。在当地政府的调控下,这部分基金大多用于向私人企业贷款,从而使它们在推动重建进程上起了重要的作用。这笔基金在德国的再工业化过程中也起了核心作用。以1949-50年为例,德国采煤业投资总额的40%是由这个基金提供的。
得益于马歇尔计划的顺利实施,西欧经济开始了长达二十年的空前发展:在1948年至1952年达到了历史上经济发展最快速的时期。工业生产增长了35%,农业生产实际上已经超过的战前的水平。欧洲的经济恢复也带来了的对能源及基础原材料的需求,其有力的促使了自第一产业革命以来德国传统行业的振兴,特别是煤炭、钢铁、能源工业等。在此带动下,德国在棉纺织业、金属冶炼业、机器制造业、交通运输业等方面的优势也得以逐渐发挥。
传统上,德国的工业生产受到国家经济方针的影响。另一方面,德国的企业家们也曾设立了协会与政府协商,表达他们的利益倾向。在这样的模式下,德国政府的宏观调控对经济运行起了十分有效的作用。在战后的新形式下,为了适应经济发展的新趋势,德国以国家主导为核心的经济模式,和以重工业为主的产业结构也进行了相应的调整。
首先是由于军事限制,大部分生产军需导向的重工业企业如Thyssen,Siemens,和BASF都转向生产民用物品,汽车、电子、电讯等高附加产值的行业独立出来并维持高市场占有,同时仍保持了相当份额的机器制造工业。
其次,德国的经济越来越以出口为导向,出口逐步增长到经济产出的三分之一以上。此外,政府和企业都为建立以消费者为导向的社会化市场担负起相应的社会责任。
而马克的升值,在一定程度上也推动了这些经济产业结构的调整,并使这些调整向更为优化的方向进行。德国出口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在1960-1990年间,德国的对外贸易几乎无一例外地保持顺差,持续的贸易顺差使得德国马克较早就面临升值压力。20世纪60年代,德国马克升值成为现实。随着马克升值,当时德国出口经济的快速发展下掩盖的问题逐渐暴露:生产化工、棉纺织和仪器产品的企业数量日益增加,然而这些企业的产品与其他竞争国家企业生产的产品同质,缺乏竞争力。而德国马克的升值则会严重影响这些产品的出口。例如Grundig AG,一个生产电子产品的企业在与日本更为便宜的产品竞争中,对英国和意大利的出口都大幅降低;BASF公司更是被迫大幅削减出口价格和生产利润以保留其国际市场。为了保持其出口市场的份额,越来越多的企业调整了经济策略。为了保持其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一些企业转向了具有传统优势的汽车生产和仪器制造。此外,一些企业逐步减少常规产品生产,大力发展高技术含量和附加值高、具有较强竞争力、符合世界市场需求的出口型产品。再者,许多企业为了降低生产成本,将生产向廉价地区进行转移。
德国政府在面对马克升值带来的冲击的过程中也扮演了积极的角色,以保障其经济平稳运行,制订了多个调整产业结构的指导方案,而且在计划实施的过程中提供了大量的优惠政策和财政补贴,积极推动产业结构转型。主要包括:清理改造传统高能量消耗产业,初步完善基础设施;调整企业的产品结构,提高产品技术含量等措施来拯救老企业;通过提供经济和技术方面的资助,吸引资金大力扶持新兴产业;十分重视扶持那些有创新能力的中小企业,不断加大对中小企业科研和开发的支持力度等。通过优惠政策加上强有力的扶持措施,德国政府掌握了经济结构调整的主导权,使得信息、生物技术等“新经济”工业快速发展,促进了经济的持续增长